2013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

㈠ 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趨勢及對策分析

近年來，隨著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商業銀行不斷積極擁抱金融科技，推動數字化轉型，整體商業銀行經營穩健。在2020年，商業銀行重點關注風險能力，凈利潤5年來首次負增長，而綜合風險管理能力方面成效顯著。

整體經營良好，凈利潤首次下降

近年來，商業銀行不斷積極擁抱金融科技，推動數字化轉型，整體行業規模不斷擴大。2014-2019年，我國商業銀行總資產規模從130.8萬億元增長至232.34萬億元，持續平穩發展。

截至2020年末，中國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增長至265.79萬億元，與2019年同期相比增長14.40%，發展態勢良好。

—— 更多數據參考前瞻產業研究院《中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與行業授信策略分析報告》

㈡ 風險管理方面的論文案例分析範文

在 企業管理 中，風險管理是指如何在項目或者企業一個肯定有風險的環境里，把風險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減至最低的管理過程，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下面是由我整理的風險管理論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基於案例的跨國並購中的財務風險管理研究》

摘要：本文以我國跨國並購中的財務風險管理問題為研究對象，在分析我國企業跨國並購現狀的基礎上，詳細分析了吉利並購沃爾沃汽車、中國平安收購富通集團、聯想並購IBM等並購案例中發生的財務風險帶給我們的啟示。最後，結合相關案例，從全面系統的並購戰略設計、充分詳實的盡職調查和靈活多樣的交易架構設計等方面對規避跨國並購中的財務風險進行了深入思考。

關鍵詞：跨國並購;財務風險;案例研究;風險管理

一.我國跨國並購的現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化，在改革開放之初實施“引進來”戰略的基礎上，國家積極鼓勵企業實現“走出去”戰略[1]，即通過積極的並購(包括兼並與收購)等資本運作活動，以一種較為簡潔的方式獲得發達國家企業在技術、管理、營銷等方面所擁有的先進 經驗 ，並通過上述關鍵競爭要素的獲取推動我國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縱觀我國跨國並購的主要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1979年—2002年)是我國海外並購的高速發展期，以中銀集團和華潤集團聯手收購香港康力投資有限公司為代表;第二階段(2003年—2008年)是我國海外並購的震盪推進期，這一階段既有京東方成功並購韓國HYNIX半導體株式會社從而介入國際高端 顯示器 領域的成功經驗，也有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在政治力量和公共關系的阻礙下未能並購美國優尼科公司的失敗案例;第三階段(2008年—至今)是我國跨國並購的理性回歸期，這一階段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的調整期，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沖擊造成了很多國際知名企業估值的降低，也為推進中國企業海外並購提供了難得機遇，中國企業在能源、汽車、機械等領域不乏成功案例。在積極推進跨國並購的同時，這一階段的企業並購行為趨於理性，從簡單的思考“走出去”逐漸向“並購的意義何在”、“並購的協同效應在哪裡”、“如何實施並購後的跨 文化 管理”等跨國並購的現實問題轉變。

並購是一柄雙刃劍，在給企業提供發展的難得機遇的同時，又形成了一系列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潛在危機。從積極的方面考慮，並購對於企業發展的意義主要體現在：第一，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拓展了市場的范疇，同時帶來了競爭的全球化，通過並購可以幫助企業盡快介入國際市場、實現全球布局，也是企業應對經濟發展變化的必由之路;第二，通過並購可以獲得目標企業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品牌效應、銷售網路、研發團隊等關鍵競爭要素，可以延伸收購企業的產業鏈條、縮短企業在培育上述能力方面的時間，盡快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第三，通過跨國並購，可以擁有境外資源的所有權，從而為企業後續可持續發展夯實基礎。但是，在積極促進企業發展的同時，並購的過稱也危機四伏。據統計，我國目前70%的跨國並購案例最終以失敗告終，盡管失敗的原因可以歸結於政策風險、技術風險、知識產權風險、外匯風險、人力資源整合風險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是，財務風險始終是是否能夠成功實施跨國並購的關鍵，有效地識別跨國並購中的財務風險，形成財務風險的集成管理體系是跨國並購成功與否的關鍵。本文擬通過典型的跨國財務風險及其管理案例揭示跨國並購的主要財務風險點，進而提出規避風險的幾點思考。

二.海外並購財務風險的典型案例分析

在我國企業實施跨國並購的過程中，諸如吉利並購沃爾沃汽車、中國平安收購富通集團、聯想並購IBM等典型並購的過程也是發生財務風險以及應對財務風險的過程，通過對上述並購案例的回顧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並購過程中的財務風險：

(1) 吉利收購沃爾沃案例

北歐小國瑞典擁有以其安全性享譽世界的沃爾沃汽車，1999年，處於全盛時期的美國汽車FORT以64億5千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了沃爾沃，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福特擬出售沃爾沃的股權。彼時，2009年10月28日，來自中國的民營企業吉利汽車成為沃爾沃的首選競購方。作為在中國市場處於中低端定位的吉利汽車，試圖通過跨國並購成功運營沃爾沃這一世界知名品牌，這段跨國姻緣由於在企業匹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並不為業界看好。按照交易結構的設計，吉利收購沃爾沃的價格為18億美元，後續運營資金投入約9億美元，而吉利的自由資金僅僅佔到整個交易的25%左右，為了成功實施並購，吉利動用了5倍杠桿進行融資。此次並購為吉利帶來了巨大的財務風險，其中吉利集團的負債總額由2008年86億元人民幣和2009年的160億元人民幣劇增到2010年的700多億元人民幣，相比吉利集團年均15億元人民幣左右的凈利潤水平，此次跨國姻緣給吉利集團帶來的財務負擔和財務風險可想而知，吉利並購沃爾沃的案例是否能夠成為跨國汽車並購除“雷諾——日產並購”案例後的第二例成功案例仍需要時日加以驗證[2]。

(2) 中國平安收購富通集團案例

2007年11月29日，中國平安 保險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所屬的中國平安人壽出於實現業務的全球布局以及學習世界發達國家成功經驗的目的，決定啟動對主營銀行和保險業務的富通集團的股權收購工作。但是，由於世界經濟形勢的劇烈變化以及荷蘭政府和比利時政府在關於富通集團股權處置以及資產分拆等環節的介入，中國平安人壽最初設計的通過並購富通集團股權實現其在資產管理、保險等業務領域的全球布局和業務互補的設想最終以失敗告終。盡管中國平安人壽的股權收購失敗案例可以歸結為美國次貸危機等經濟和金融形勢的惡化，或者可以歸結為政治力量在並購過程的介入，但是，在並購決策的過程中草率的盡職調查或許才是平安人壽並購失敗的根源。在進行並購前的盡職調查環節，對富通集團的財務這一並購中的關鍵信息，中國平安人壽僅僅通過目標公司公開發表的數據分析並購的可行性，這一做法也導致富通集團得以成功隱瞞其高達57億歐元的債務抵押債券。因此，缺乏詳盡的盡職調查工作，無法有限識別目標企業的財務風險進而導致錯誤的並購決策，才是中國平安人壽並購失敗的最大教訓。 (3) 聯想並購IBM案例

聯想集團是我國最大的IT服務供應商，IBM是世界知名的信息服務供應商。由於個人電腦事業部在IBM中持續虧損，IBM擬作價出售其個人電腦事業部。為了在與戴爾、惠普等競爭中占據優勢，並獲得IBM的品牌效應和技術實力，聯想集團決定對IBM的個人事業部實施並購。聯想並購IBM案例在財務風險管理方面的成功啟示在於：第一，在並購戰略的總體設計和盡職調查階段，聯想聘請了麥肯錫作為其並購的戰略顧問，聘請高盛為其並購顧問，聘請安永和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作為其並購的財務和投資銀行顧問;第二，為了規避並購的融資風險，聯想集團採取了混合支付的形式，並通過引入泛大西洋等財務集團的形式有效化解了高負債率可能導致的財務風險;第三，為了規避並購的支付風險，聯想集團採取了現金支付和股權支付相結合的支付方式，通過合理的現金和股權支付比例的確定，既規避了過度依賴現金支付導致的現金流風險，也規避了過度依賴股權支付導致的控制權稀釋風險[3]。

三.規避跨國並購財務風險的策略性思考

通過上述跨國並購過程中主要財務風險的分析不難發現，全面識別並且有效防範跨國並購中的財務風險是並購活動能否成功的關鍵，財務風險管理能力也是我國企業積極實施“走出去”過程中亟待提升的核心能力之一。結合本文的研究成功，提出以下規避跨國並購過程中規避財務風險的策略性思考：

(1) 全面系統的並購戰略設計。我國政府積極鼓勵企業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的終極目標不在於通過控制權的獲取成為目標企業的股東，而在於通過成功的並購運作掌握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管理、品牌和 渠道 資源。因此，中國企業在實踐“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首先需要進行並購的戰略性設計，需要認真分析並購的戰略協同效應、詳細制定並購的整合運作方案。全面系統的並購戰略設計的意義在於：第一，跨國並購的戰略設計是並購方式遴選的重要依據。概括而言，跨國並購可以採取資產並購、股權並購和企業合並等主要形式，不同的並購形式為並購方帶來的稅務負擔、連帶責任等各不相同，例如基於關鍵技術獲取的並購戰略設計可以選擇資產並購的方式，基於資源獲取或者產業鏈整合目標的並購戰略設計可以選擇股權並購的方式。因此，並購方需要預先清晰界定並購的終極目標，從而選擇合理的並購模式，規避因並購方式的不當導致的財務負擔;第二，跨國並購的戰略設計是確定融資安排的重要基礎。現代並購由於交易標的較高，僅僅依靠自有資金往往難以滿足交易需求，為此，並購方通常通過投資銀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等形式募集資金。資金募集的方式和額度需要充分匹配並購的戰略設計，在並購融資方面，既需要考慮交易的標的額，也需要根據並購戰略的需要預測並購後的資金安排，從而充分評估企業自身融資能力與並購戰略的匹配性，防止在成功實施並購後由於後續整合階段資金無法保證而導致的並購失敗。

(2) 充分詳實的盡職調查。盡職調查是指法律、會計、資產評估、投資銀行等金融中介服務機構在目標企業的協助下，對目標企業的財務數據、運營狀況、法律糾紛等進行獨立、客觀、公允的評判，在此基礎上對目標企業目前的技術能力、管理能力、盈利能力等進行綜合評估，並對企業預期盈利水平進行預測，為跨國並購決策、並購的交易結構設計、並購相關協議關鍵條款的設計提供客觀依據的過程。盡職調查是了解目標企業真實情況的重要環節，也是規避財務風險的關鍵。本文所述的中國平安並購富通集團的跨國並購案例中，恰恰是由於盡職調查工作的不充分，導致中國平安需要為草率的並購決策承擔巨大的財務負擔。為了有效規避跨國並購中的財務風險，盡職調查工作首先需要關注目標企業內部的資產完整性、真實盈利能力、資產抵押和質押情況，從而為合理的交易價格的確定提供依據;其次，盡職調查工作需要關注目標國的勞動關系法律、養老法律、稅務法律、環境保護法律等與企業運作密切相關的法律規定，從而充分估計後續運營模式可能導致的資金需求;最後，財務盡職調查工作需要與技術評估等工作密切聯系，從而有效識別企業潛在的或有負債，以預先實施財務安排。

(3) 靈活多樣的交易架構設計。交易架構設計包括交易標的的決策、交易關鍵條款的設計、交易支付方式的確定等內容，合理的交易架構設計是有效規避跨國並購過程中財務風險的關鍵。在交易標的的決策環節，與國內通常根據資產評估價值確定交易對價的方式不同，跨國並購的過程中通常根據目標企業的息稅前利潤(EBIT)和合理的市盈率確定交易對價，由於並購雙方在市盈率倍數認識的差異，估值調整技術(或稱為“對賭協議”)是解決並購雙方價值差異的常用對策。為了降低並購中的財務風險，並購方可以在初始交易對價進行一定讓步的基礎上，通過設置較為苛刻的企業利潤指標、市場佔有率指標、企業盈利增長率指標等估值調整方案對初始投資進行調整，從而防止交易對價過高導致的財務風險;在交易支付方式的確定方面，可以考慮設計交易支付的關鍵節點，使得標的對價的分步驟支付與並購的戰略意義相匹配，以此適當的延長交易對價的支付期限，通過支付期的設計，使得目標企業的真實狀況進一步呈現，從而降低並購方的財務風險;在交易關鍵條款的設計方面，為了降低直接成為目標企業股東而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可以通過債轉股等交易結構的設計，為並購方在經過一定時期的債權人安排後擁有是否成為目標企業股東的選擇權，從而在經過債權人期間對目標企業的了解和考察後進一步降低並購過程的信息非對稱程度，降低並購的財務風險。(作者單位：西安工程大學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蘭 天，郭有欽，當前我國企業海外並購中財務風險的分析與防範[J].現代 財經 ，2009，12：82-86

[2]楊 玲，葉 妮，企業並購財務風險研究———以吉利並購沃爾沃為例[J].財會通訊，2013，3：121-122

[3]張琳若，企業並購財務風險與管理——以聯想並購案為例[J].知識經濟，2012，19：124-124

《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問題》

一、引言

商業銀行是以經營風險為業務的金融機構，風險貫穿於其產生與發展的整個過程。實質意義上來講，商業銀行自身就是以“經營風險”為業務類型的特殊單位，它以“經營風險”為特徵，獲得盈利為目的，沒有風險商業銀行也無從盈利。商業銀行承擔風險的能力及意願，以及控制和管理風險的能力，將決定商業銀行的經營成敗。

二、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現狀

截至2014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172.3萬億元，同比增長13.9%，負債總額160.0萬億元，增長13.3%;不良貸款余額1.43萬億元，不良貸款率1.60%。截至2014年末，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為13.18%，較年初上升0.99個百分點。從總體信貸狀況來講，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質量不高。例如，2013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情況如表1和表2所示。

由表1可分析得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不良貸款而言，第二季度的不良貸款有略微增長，第三季度與第四季度的不良貸款余額相對於第一、第二季度增長幅度較大。總體來說，這給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質量帶來一定的影響。

大型商業銀行(包括四大國有銀行在內)、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城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額度在2013年各季度逐漸增多，只有農村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比例在略微有些減少，而在第四季度不良貸款卻也在逐漸的上升。各類商業銀行中大型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所佔的比例最高，一直是金融業和國民經濟穩定運行的隱患。損失類的不良貸款處於上升的趨勢，因此可見，提高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質量仍不容忽視。

(二)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存在問題分析

1.信貸風險判斷標准差異大。當前國有商業銀行和中小分支的縣級分公司已經掌握了相應的貸款審批許可權。數以百計的貸款審批和決策機構，根據不同的風險判斷標准，近千人在貸款審批和決策的權利，貸款決策過於分散。與此同時，由於總行缺乏對各個行業、不同地區、和各類客戶信用分析的經驗和技能。他們需要的信息不足以做出決定，由於信息不對稱，導致同樣的一個銀行分支機構做出的信貸決策差異很大，在不同的領域造成更大的差異，很難形成內部統一的風險評估標准和風險管理理念。

2.信用評級基礎薄弱。在我國，商業銀行缺乏良好的信用評級基礎的原因比較復雜。一方面，客戶的財務數據真實性有待提高，企業信用評級情況很難得到真實反映;另一方面，由於核心的信用評級結果沒有影響到貸款決策和貸款定價;此外，一線人員沒有充分認識到信用評級系統的重要性，最終導致了有關財務數據不準確，不完整的評級系統，很難正確地反映信用風險。

3.客戶信息財務數據積累不足。一方面，貸款客戶的最基本財務信息數據來源不充分。如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和現金流量表信息取得渠道不暢通，導致銀行進行客戶評級、信貸數額確定等分析受到限制，分析不夠深入;另一方面，客戶非金融信息以及非財務信息收集和其他定性信息收集渠道、收集方式等的標准不夠完善，執行缺乏標準的規程。

三、西方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經驗借鑒

(一)信貸業務強調個人責任

為了明確責任，將信貸責任及風險承擔明確到個人，國外商業銀行創新採用了將信貸審批決策許可權授權於個人的做法。於此同時，賦予個人相應的責任，“有權必有責”“權責對應”，這種 方法 有利於明確責任，達到了權力與責任的統一，實現了將“業務風險”與“個人風險”聯系在一起，實現風險責任到人，大大降低了風險集中程度，增強了個人的風險意識，有利於風險的分散與控制。

(二)實施授權分類管理

國外商業銀行分類授權的管理方式是值得借鑒的，國內商業銀行在進行授權時應充分考察各分支機構所處的金融市場和經濟環境好壞、自身資產規模大小、盈利水平高低、資產質量狀況以及風險管控能力的大小，再對各分支機構授權許可權進行有依據得調整，過程中體現“分類管理”的原則。在對分支機構授權許可權設置的過程中，參考分行績效考核和風險監測結果，對授權許可權實行動態調整。

(三)確立明確的風險管理目標

西方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委員會在明確風險管理的目標，指導業務的開展。對於市場定位、業務規劃、風險管理目標的設定應緊密圍繞銀行的長期發展戰略各相關部門和分支機構應分解、細化、明確、落實，要發揮風險政策審查評議功能，避免各自為政、目標含糊不清甚至相互推脫責任的事情發生。

四、加強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對策

(一)加快銀行風險管理信息系統建設

風險管理信息系統的建立是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基礎。沒有風險管理信息系統是不能科學的風險識別、計量、預警和預防，更不用說建立完善的信用風險管理機制。為了建立信用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第一步是設計符合條件的風險管理信息系統。就目前我國銀行風險管理、風險管理信息系統設計現狀來看，應該首先建立一個完整的風險資料庫，資料庫除現有商業銀行數據外，還應該包括貸款、金融公司、零售和信貸業務的相關數據，各類金融機構還應該包括所有子系統或分支機構，整個數據相關的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其次還應該建立相關風險資料庫查詢和相關技術，如早期預警和分析工具，只有用這種方法，我們才能提高風險管理信息系統，為進一步的風險管理提供數據支持。

(二)量化信貸風險管理

我國商業銀行管理信貸風險以定量分析技術的合理性存在缺陷，提高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識別與衡量技術的關鍵是應用信貸風險計量模型。在借鑒適合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度量模型之外，我國要逐步開發具有中國特色的信貸風險度量模型，並且完善信貸風險管理的配套 措施 。

(三)信貸風險預警機制

以影響借款人宏觀經濟狀況、微觀主體的財務狀況、主體非財務狀況的數據為基礎，運用相關計量及統計學方法建立風險預警模型。要建立較完善的信貸風險預警機制必須從建立全面的預警資料庫著手。這個資料庫包括三個層面的信息：一是宏觀經濟層面的信息，如宏觀經濟發展、消費、進出口貿易政策信息;二是中觀水平層面的經濟信息，如自然資源、社會資源、產業結構、投資和經濟發展數據的信息;三是微觀層面的信息，如貸款企業的財務信息，現金流條件下，產品的市場供求信息等;四是商業銀行信貸級別的信息，如行業及其改變信貸資產的庫存數據等等。完善預警資料庫建立之後，可以根據資料庫中的相關數據，運用分析模型等作技術分析，進行相應的預警分析。

㈢ 銀行不良資產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

不良資產處置行業市場格局再次引發關注 創新模式不斷出現

2018年末，不良貸款余額達到2.03萬億，不良資產市場的市場格局再次引發關注。不良資產的市場隨著經濟周期的波動更迭，資產管理公司(AMC)從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公司處收購不良資產，然後處置回收。對於銀行等機構或公司來說，可以加速不良資產處置，快速收回資金，投入到正常業務中;而對於AMC而言可以折價收購不良，處置資產回收資金後賺取一定價差。

在行業蛋糕變大的同時，不良資產處置模式也在不斷革新，如債務重組、市場化債轉股、產融結合基金、不良資產證券化、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置等創新模式不斷出現，拓展了不良資產處置途徑。

不良資產處置市場規模創近年高位水平

不良貸款余額在2018年末達到2.03
萬億元，較3季度末有所下降，減少68億元，但依舊處於近年來高位水平。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83%，較上季末下降0.04個百分點。

從全年趨勢看，不良貸款率從年初開始連續三個季度攀升，到4季度有所下降。1季度不良貸款率為1.75%;2季度不良貸款率升至1.86%，在連續9個季度穩定在1.75%左右之後首次出現上升;3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
0.01個百分點至1.87%;4 季度，隨著國家一系列防風險政策出台，不良率有明顯下降，為1.83%，仍處於近年高位。

商業銀行五級貸款方面，近兩年，正常類貸款佔比有小幅度提升，關注類貸款佔比則 一定程度的下降，不良類貸款佔比升高。2018
年四季度末，中國商業銀行正常類貸款余額105.02萬億元，關注類貸款余額3.46 萬億元，不良貸款余額2.03萬億元。

2011-2018年Q4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統計情況

數據來源：前瞻產業研究院整理

從不良資產供給角度看，夏雨認為，商業銀行三類貸款增速上，不良貸款增速開始抬頭，從2017年維持在12%附近，快速上漲到201·8年三季度的21.66%。未來不良資產包的形成或將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而保持較大的供給量。

從不良資產需求角度看，「4+2+N+銀行系」的不良資產市場格局基本確定，變數僅在「N」(民營未持牌資產管理機構)。隨著市場趨於飽和，未來不良資產經營機構的數量將保持在較慢的增長水平。

不良資產處置模式不斷創新

產公司可通過追償債務、租賃、轉讓、重組、資產置換、委託處置、債權轉股權、資產證券化等多種方式處置資產。

除了傳統的資產處置方式，不少市場人士認為未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應以投行的理念、工具、模式經營不良資產，通過債務重組、產融結合基金、市場化債轉股、不良資產證券化、「互聯網+」等創新方式積極參與運作，發現由於信息不對稱而暫時被低估價值的資產，並嫁接資本市場，提升其內在價值。例如，中國長城總裁、執行董事周禮耀曾表示：「面對新形勢，長城資產的不良資產處置模式，已經主要從政策性時期的『三打』模式實現了向商業化的『三血』模式轉變。」

目前，許多處置方式都在由傳統模式向投行化思維轉變。馬賽在采訪中也提到處置不良資產的兩個行業理論：冰棍理論和劈柴理論，所謂冰棍理論——「處置不良資產就像賣冰棍。冰棍在手裡時間長了，就融化了，不良資產也是如此。如果不能趕快處置，時間長了，就只剩下一根兒木棒了。

——更多數據參考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不良資產處置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

㈣ 我國商業銀行的發展過程是怎樣的

體系重建階段(1977-1986年)
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為了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我國銀行體系迅速擴張。1985年人民銀行出台了專業銀行業務可以適當交叉和「銀行可以選擇企業，企業可以選擇銀行」的政策措施，鼓勵四家專業銀行之間開展適度競爭，從而打破了銀行資金「統收統支」的「供給制」，四家專業銀行還開始將其觸角伸向農村，為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提供貸款。

擴大發展階段(1987-1996年)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為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提供了動力。1986年12月，鄧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邁大一些，要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1987年中國人民銀行提出要建立以中央銀行為領導，各類銀行為主體、各種金融機構並存和分工協作的社會主義金融體系。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國銀行業在改革中不斷擴大發展。盡管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經提出國家專業銀行要進行企業化改革，實行商業化經營，但由於這些專業銀行既從事政策性信貸業務，又從事商業性信貸業務，既難以辦成真正的商業銀行，又不利於進行金融宏觀調控。

深化改改階段(1997-2002年)
經過近20年的改革和發展，到1996年底，我國已形成了一個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骨乾的龐大的商業銀行體系，在支持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陳舊觀念和歷史包袱一時難以化解，再加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初期的制度缺陷，改革的任務十分繁重。
1997年年中發生的東亞金融危機，對我國的金融業敲響了警鍾，商業銀行的風險防範問題受到關注。當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主要問題在於：
一是信貸資金的融通仍有較強的計劃經濟色彩。
二是政府對銀行運營的干涉較多。
三是銀行管理層從其利益最大化出發，具有規模偏好和費用偏好。
四是銀行的內部管理薄弱，缺乏有效的風險防範措施。
盡管自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不斷推進商業銀行的改革，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監管。但是在2002年以前，我國商業銀行的改革主要是在轉變經營機制、健全管理制度、變更業務范圍、調整營業網點等較淺的層次上，對國有商業銀行的監管也比較薄弱。

改革攻堅階段(2003年至今)
經過十15年長期艱苦的談判，我國於2002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國承諾加入後5年內，取消所有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幣業務客戶對象限制，允許外資銀行對所有中國客戶提供服務。允許外資銀行設立同城營業網點，審批條件與中資銀行相同。取消所有現存的對外資銀行所有權、經營和設立形式、設立分支機構和許可證發放進行限制的非審批性措施。允許設立的非外資銀行金融機構提供汽車消費信貸業務，享受中資同類金融機構的同等待遇；外資銀行可向中國居民個人提供汽車信貸業務。
在金融業開放及外資進入的威脅下，我國商業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發展在以下幾個方面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主要表現為：
(1)競爭能力較差。
(2)不良資產率高。
(3)資本充足率低。
為了應對上述嚴峻的挑戰，我國政府決定進一步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推進商業銀行的改革。從2003年開始，我國商業銀行的改革不斷向深層次發展，進入了攻堅階段。改革的重點已經轉移到制度(包括體制和機制)的變革，向建立現代金融企業的方向邁進。
根據2003年3月10日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決定》，中國銀行業監督委員會於2003年4月28日正式掛牌成立，行使原由中國人民銀行行使的銀行監督管理職權。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特別強調了要「深化金融企業改革，健全金融調控機制，完善金融監管體制」。2003年12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中國人民銀行法)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商業銀行法)的決定》，明確規定了銀監會的職能，使其對銀行業的監督有法可依，同時也對中國人民銀行職能重新進行了定位，強化了其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

㈤ 如何看待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的持續「雙升」

一、不良貸款現狀 所謂銀行不良貸款，主要指銀行不能正常收回或無法收回的的貸款。我國銀監會採用國際上通用的五級分類法對貸款進行分類，即次級貸款類、可疑貸款類、損失貸款類，2007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2684.2億元，佔全部貸款比例6.17%，其中次級貸款余額2183.3億元，佔全部貸款比例1.06%，可疑貸款余額4623.8億元，佔全部貸款比例2.25%，損失貸款5877.1億元，佔全部貸款比例2.86%.銀監會成立以來，一直把銀行業不良貸款的下降作為監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積極推進銀行業金融機構體制和機制改革,不斷推動商業銀行積極清收貸款和利用撥備核銷貸款損失，提高信貸資產質量，實現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例的下降，達到歷史最低水平。2007年末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6.17%,在上年末7.09%比例的基礎上全年呈持續下降趨勢。2007年末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1萬億2,684.2億元人民幣，這一數據較之上年末1萬億2,549.2億元人民幣的數據略有攀升。分機構看,外資銀行不良貸款比例最低,為0.46%；其次為股份制商業銀行,為2.15%；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仍然是最高的8.05%。
二、不良貸款成因分析 不良貸款的形成原因多種多樣，不外乎來自於銀行外部的原發性因素和銀行內部管理的內生性因素。 1.來自由於銀行外部的原發性因素 (1)借款人的因素。借款人可能是內部經營不善、產品市場萎縮，也有可能是借款人借改制之機故意逃廢銀行債務，缺乏還款意識。(2)政策因素。由於宏觀經濟政策缺乏連續性，經濟波動的頻率高、幅度大，使信貸擴張和收縮的壓力相當大，在宏觀緊縮、經濟調整時期，往往形成大量貸款沉澱。(3)行政干預因素。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壓，地方財政擠，迫使銀行發放大量指使性貸款、救濟貸款，貸款行為行政化，信貸資金財政化，直接削弱了貸款產生經濟效益的基礎。 2.銀行內部管理的內生性因素 (1)決策失誤。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對借款人的現狀及市場形勢的判斷偏差或失誤引起重大信貸決策上的失敗導致不良貸款的形成。(2)信貸人員素質。部分人員素質不高，難以進行貸款的科學決策和有效管理，違規放貸時有發生；在執行信貸政策方面，有的信貸人員隨意性很大，存在「人情代替制度」現象。(3)貸款結構不合理。貸款組合結構性失衡，如貸款投向不合理引起貸款過度集中等造成不良貸款的形成。(4)道德因素。信貸人員除了必須具備一定的金融理論、企業財務管理、法律制度等業務知識外，還必須具有誠實的品格和強烈的責任心。部分信貸員「在其位而不謀其職」工作主動性差，缺乏開拓創新精神，不能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甚至蓄意營私舞弊、違規違紀、違法犯罪，引起不良貸款的形成。
三、不良貸款的清收辦法 銀行不良貸款，是中國金融業最大的風險所在。國際通行標准認為，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率警戒線為10%。近年來我國不良貸款率呈逐年下降趨勢，但不良貸款仍然威脅著金融的安全穩定。。如何採取合理的清收辦法化解不良資產一直是銀行業急需解決的主要問題。 1.要有健全的組織管理體系 銀行總行應有管理全行風險貸款的審批決策機構,有專門的職能部門如資產保全部具體管理與辦理;各分行與支行設有風險貸款化解小組,逐級對風險貸款進行管理。 2.要加強對不良企業的管理 信譽不良的企業一般是不能正常還本付息的企業,不能正常還本付息有主觀和客觀的原因,所以,應分類管理,對不同的原因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客觀原因主要是在經營上資金周轉出現問題或經營管理不善,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環保的要求等,導致企業經營難以為繼,無力還款;主觀原因主要是企業利用非正常經營,故意減少資產或增加負債,以實現其不還或少還貸款的目的,對於這種故意逃廢債務行為必須從嚴,按中國人民銀行的有關規定執行。 3.採用法律手段保全資產 以訴訟方式更具有強制力,利用國家機器維護金融機構的合法權利,通過訴訟方式化解風險貸款是否成功的關鍵主要取決於財產保全工作的成效,一旦保全成功,訴訟案件便可以通過和解方式提前結束,全額收回貸款.金融機構在通過訴訟途徑化解風險貸款時,在注重其實體權利的維護是不要忽視了司法程序的規定,導致由於程序上的延遲而喪失了實體權利,即訴訟時效,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2年,有些特殊情況下為1年。 4.實行公開招標拍賣方式 運用拍賣方法是最公證、公平，資產價值得到最大體現的一種方式。以拍賣的方式拍出，盤活了不良資產，回收了資金，資金風險大大降低。 5.政府承擔不良金融資產 從金融不良資產形成原因看有地方政府幹預的因素，銀行的貸款曾經支持過企業、地方經濟發展。因此，無論從受益的原則還是從造成損失的原因去追究，債務人和地方政府都應當在這種錯位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中承擔相應份額的合理成本。從本質上來說，不良資產處置是對歷史上形成的錯位的社會資源進行重新配置，使其盡可能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用。但這種資源重新配置的損失，如果全部由銀行來承擔顯然是不合理的。政府承擔不良金融資產有利於為地方經濟發展創造條件，改善當地的投融資和信用環境，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㈥ 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原因有什麼

1.經濟增長下降
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明顯下滑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一些行業存在金融風險。經濟增長仍然相對緩慢，這將影響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
2.政府幹預信貸供給
為了支持某些行業的發展，政府影響了銀行，商業銀行的貸款意願，導致了一些不良貸款的形成。
3.信用和法律環境
信用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標准。作為市場經濟的核心企業之一，銀行的信用環境對銀行影響很大，信用環境差的地區部分貸款客戶誠信不足、道德水準低、企業文化建設基礎薄弱。雖然他們的經濟基礎很硬，發展前景很好，但他們的優勢無法與他們的弱點相匹配，其中一些在其中。
4.經營和投資失誤
一些單位的領導通過關系從銀行獲得貸款。但是，他們的經營狀況並不理想，導致無法獲得預期的效益，導致無法按時償還貸款，甚至使企業無法正常經營。為了使企業正常運轉，他們不得不再次向銀行借錢。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經營稍有不慎，就會導致企業倒閉，銀行的貸款無法償還。其次，一些企業對投資項目的可行性進行不合理的分析，使得投資未能達到預期的回報，甚至出現虧損，從而使增加的貸款變成不良貸款，最終無法償還。
5.銀行缺乏風險防控意識
為了個人利益，單個員工片面追求自己的利益，削弱了他們的風險意識或運氣。這也是不良貸款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6.國有企業制度是銀行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一個重要的原因。國有商業銀行的最大債務人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都是國有的，產權關系不清。企業對貨款的需求是無限的，產權關系不清導致國有企業貸款零約束，導致銀行貸款利率高。一方面，這使得國有企業更難按時還貸，造成了借錢不還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由於體制落後，大量國有企業制度與市場脫節，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導致國有企業大量虧損。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大量國有企業倒閉，國有企業破產，大量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債務在收購、承包租賃等重組活動中被規避。
7.銀行風險意識和防範措施不強，貸款管理薄弱。
8.貸款管理者的素質直接影響著不良貸款的控制。由於貸款管理人員素質較低，銀行的經營理念在貸款管理中無法有效實施，如缺乏嚴肅嚴謹的工作作風，未能嚴格按照貸款程序審批貸款，從而帶來不良貸款產生的漏洞。貸款管理人員專業素質高，有利於貸款的安全性、科學性和有效性。
以上就是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形成原因的全部內容。
拓展資料
不良貸款是逾期貸款、呆滯貸款和不良貸款的總稱。逾期貸款是指因借款合同中的約定而未償還的貸款(包括展期後到期的貸款)，呆滯貸款是指因逾期(包括展期後到期的貸款)超過規定年限而未償還的貸款，或未逾期或逾期不足規定年限但生產經營已終止且項目已停止的貸款；根據相關規定，不良貸款分為不良貸款。

㈦ 農村商業銀行存在哪些風險 新聞

如果你知道農村商業銀行目前的資產質量的惡化程度，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央行對農商行吃獨食了。從去年開始央行對地區金融機構實施定向再貸款，再到日前對農商行和農合行實施定向降准，現在又要對農商行農合行包括城市商業銀行進行定向將准，原來是有些農商行已經壞賬累累，快揭不開鍋了。
銀監會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農商行不良貸款余額為795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0%；不良貸款率為1.68%，遠高於城商行和股份制銀行的0.94%和0.92%。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在眾多農商行里，不良貸款率高達10%甚至接近30%已經不是新鮮事，而3%至4%也是很常見的現象。近期公布2013年年報的江蘇連雲港東方農村商業銀行去年不良率26.76%，且資本充足率已經轉為負。
作為身處經濟發達地區的連雲港農商行，截至去年末營業利潤為-49.31萬元，歸屬於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凈利潤為-162.56萬元，資本充足率降至-4.56%，其不良率已從2011年的1.75%上漲至2012年的13.02%，進而上漲至2013年的26.76%。截至2013年末，連雲港農商行100萬元以上的未決訴訟案件多達273件，涉及訴訟本金11.8億元，連雲港農商行均是原告，其2013年利息回收率僅44%。
連雲港農商行的存款增速都在放緩，連雲港農商行2013年存款總額為70.6億元，同比下降15.17%。與2011年數據相比，存款規模已連續兩年下降，導致其2013年的存貸比達到108.86%，遠高於2011年的71%。
整個農商行的資產質量都在下滑，今年一季度農商行不良余額是2012年一季度374億元的2.13倍，是2011年一季度299億元的2.65倍。這一比例高於城商行和大型商業銀行，但低於股份制商業銀行，今年一季度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不良余額為1215億元，是2012年同期608億元的2.41倍。
除了連雲港農商行之外，多家農商行不良率也較高。例如，2013年，安徽望江農村商業銀行貸款余額22.9億元，其中不良貸款余額2.13億元，不良率接近10%；江蘇睢寧農村商業銀行2013不良貸款率為4.28%，比年初上升0.48個百分點；安徽涇縣農村商業銀行2013年不良貸款佔比4.10%，比期初上升0.25個百分點。
分析認為，農商行貸款集中度高是一個重要原因，一是行業集中度高，一是地區集中度高，雞蛋被放在了一個籃子中，風險不能分散，很容易形成大面積壞賬。
農商行貸款一般都在本地區，區域范圍較小，如連雲港農商行則是經濟較發達地區；而行業在集中在批發零售、製造業和房地產業。張家港農村商業銀行2013年投向製造業的貸款比例高達42.07%；連雲港農商行2013年投向批發零售行業的貸款比例高達44.64%。
雖然規模較大的農商行分散程度略高，但集中在房地產、製造業等領域的比重依然靠前。北京農村商業銀行2013年房地產行業貸款329億元，佔比13.94%，僅次於佔比20.11%的票據貼現；上海農村商業銀行2013年涉及房地產貸款395億元，佔比17.96%，僅次於佔比18.49%的製造業。
可以肯定隨著資產質量的下降，農商行的發展進入惡性循環，其貸款增速也會下降，按照貸款創造存款的原則，其存款也必然顯著下降。江蘇一家農商行副行長表示：「去年以及今年一季度，貸款違約情況明顯增多，銀行貸款逐漸變得謹慎。」
以連雲港農商行為例，2013年末，連雲港農商行貸款總額為76.85億元，同比僅增長2.48%，這一增速遠遠低於高達14%的行業平均水平。
央行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在內的小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貸款新增額1597億元，同比少增加了471億元；而去年一季度，農村金融機構的貸款同比增加了2068億元，同比少增加1384億元。
顯然，對於農商行目前的不良資產，在穩定地區金融秩序，進行再貸款和定向降准支持的同時，一定要搞清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地區經濟系統性下滑造成的？還是貸款違規造成的？是貸款風險控制不力？還是內控薄弱？是公司治理、地方政府一股獨大造成的？還是貸款定價等技術性原因等等造成。
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了，農商行，包括農合行還有諸多的城市商業銀行將再次成為由納稅人填充的無底洞。
我們注意到，監管層對農商行的支持，都是以支持三農為目的的，但是當前的農村金融機構支持三農的貸款力度有多大呢。
從全國數據看，2010年、2011年、2012年全國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分別達11.77萬億元、14.6萬億元和17.6萬億元，呈逐年增長之勢；而同期農村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涉農貸款分別為3.9萬億元、4.6萬億元、5.3萬億元，分別占涉農信貸總額的33.34%、31.51%和30.11%，佔比卻呈逐年下降趨勢。農商行對三農的信貸支持，顯然是有瑕疵的。
而我們也注意到就在央行對農商行下調村准率2個點的時候，同時，銀監會公布的11號文(整頓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對非標資產的投資)，銀監會官員甚至表示放寬涉農銀行的貸存比要求。據中金公司的研究報告測算，11號文意味著當前農村中小金融機構非標超標約3000億元。同業模式這樣的金融創新令大量縣域信貸資源流向了產能過剩的領域(包括房地產)。
而中國農村正規信貸需求十分旺盛，有借貸需求的家庭比例達到19.6%，但他們的正規信貸可得性僅為27.6%，低於40.5%的全國平均水平。
而我們還注意到，在央行最近兩次定向將准中，第一次定向將准2個點的農商行存准率，而農合行只有0.5個點，而兩次降准，竟然都沒有農村信用社。當然這於農信社法定存款准備金率較低有關，但是其超儲率過高也是客觀現實，是因為農商行過於激進還是農信社過於保守？
有報道提到，有些農商行的風控機制不夠健全，所以容易被有瑕疵的非標業務鑽空子。比如項目通不過股份行的風控，而為找農商行出資，項目發起行或融資方會給農商行的相關負責人『返點』，一個2個億的項目，返點5‰就是100萬，而項目實際風險卻由農商行自己承擔。在該高層人士看來，類似的利益輸送現象在農商行的非標業務中或並不少見，而其操作方式具有較強隱蔽性，監管亦難於認定。
去年債市整頓銀行間市場丙類賬戶的時候就揭示，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是債券「代持」行為的主要參與者——即給那些進行高杠桿高風險久期投機者提供了資金(或資產負債表)的支持。
在非標業務中，農商行等農金機構常扮演的角色正是出資方。例如在部分信託受益權買入返售業務中，農商行就常作為「乙方」出資，而非標資產的項目則多來自其他機構，並由這些機構打包、安排保函後出售給農商行。
那麼以上案例可以揭示，對農商行進行定向支持，是因為其資金缺乏，還是因為其內控薄弱，違規操作，答案顯然就要重新考證了。
因此，監管層在進行資金支持的時候，一定要分清責任和問題，對於那些故意違法違規的管理人員要讓他們承擔責任，而對於經營合規，成績優異的管理者要有一定的獎勵，無論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同時引導或者強制他們合規依法經營，改進目前地方政府一股獨大，農商行對地方政府依附性過強，獨立性不足的問題。比如，有分析認為，農商行對地方融資平台的支持問題，是其壞賬多的一個主要原因。

㈧ 誰能找到我國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要季度數據！（2008一季度到2012一季度）萬分感謝！

在中國銀監會監督管理委員會網站，首頁上面的統計信息裡面有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Page/110009.html
裡面有到2010年的，2010年之後的沒有

㈨ 管窺銀行半年報：誰的不良貸款率最高到哪裡存款最有保障

8月底，各大銀行半年報出爐。今年上半年，五大國有銀行和兩大股份制銀行中， 工商銀行 的扣非歸母凈利潤最高， 浦發銀行 的不良貸款率最高， 招商銀行 的不良貸款率最低、撥備覆蓋率最高、抗信用風險能力較好， 建設銀行 的資本充足率最高。而銀保監會數據顯示，我國所有 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達1.94%，是近兩年新高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提出，要求銀行採取多種方法補足資本，備足抵禦風險「彈葯」。

浦發不良貸款率最高，招行最低

綜合國內7家銀行半年報， 利潤比去年同期平均下滑近10個百分點 ，招商銀行下滑比率最小。 工商銀行的扣非歸母凈利潤最高 ，為148,164百萬元，也就是1481億元。

俗稱壞賬的不良貸款率，是指借款人的償還能力存在問題的貸款，反映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質量。壞賬越少，銀行資產質量越好。7家銀行平均不良貸款率為1.54%。 不良貸款率中，浦發銀行最高，為1.92%；招商銀行最低，為1.14%。

銀行為了未來可能發生的不良貸款，會撥備資金。假設銀行貸款出去1000元，貸款撥備率為3%，撥備覆蓋率為100%，准備金為30元，當撥備覆蓋率為150%，准備金為45元。貸款撥備率和撥備覆蓋率越高，意味著應對風險的資金更多，銀行對抗信用風險的能力更強。7家銀行平均貸款撥備率為3.39%，平均撥備覆蓋率為232.19%。 貸款撥備率和撥備覆蓋率最高的是招商銀行， 分別為5.03%和440.81%，抗信用風險能力較好 。

資本充足率是銀行資本對風險加權資產的比率，反映銀行抗風險能力，一定范圍內，資本充足率越高，存款人利益越有保障。7家銀行平均資本充足率為15.22%，比上年末輕微下滑。 資本充足率中，建設銀行最高，為16.62%；浦發銀行最低，為12.63%。

圖：我國金融機構總資產、總負債 源：銀保監會統計數據

商業銀行利潤同比下降 9.4%

截至二季度末，我國銀行金融機構總資產309.4萬億元，同比增長9.7%。總負債283.9萬億元，同比增長9.5%。負債增長小於資產增長，風險整體可控。 我國 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潤1萬億元，同比下降9.4%，增速較去年同期下降15.86個百分點 。

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表示，銀行業凈利潤下降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持續向實體經濟讓利，前7個月已向實體經濟讓利8700多億元；二是不良處置和撥備計提力度加大，上半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處置不良貸款1.1萬億元，同比多處置1689億元。

圖：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不良貸款率 源：銀保監會統計數據

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新高

截止二季度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達2.73萬億元， 不良貸款率達1.94% ，是近兩年新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 預計今年全年銀行業將處置不良貸款3.4萬億元 ，比去年的2.3萬億元加大了力度，明年的處置力度會更大，因為很多貸款延期了，一些問題明年才會暴露出來。」

銀保監會新聞發言人表示，目前的不良率水平，已接近原來設定的容忍限度。但是，考慮新冠疫情是世紀性災難，經濟完全恢復正常，仍需金融做出更大貢獻。近期的金融風險成本上升，既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 信用風險總體上完全可控 。

郭樹清表示，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之下，原本經營很好的企業銷售中斷、訂單壓縮，不良貸款的反彈是必然的。

郭樹清提出應對 不良貸款的對策 。 一是做實資產質量分類 ，督促銀行運用預期信用損失法評估貸款風險，真實反映企業經營變化。 二是備足抵禦風險「彈葯」 ，要求銀行採取多種方法補足資本，提前加大撥備提取，提高未來風險抵禦能力。 三是加大不良貸款處置力度 ，在充分揭示風險的前提下，研究分階段下調撥備覆蓋率的監管要求，釋放資源全部用於處置不良貸款。 四是嚴控增量風險 ，督促銀行加強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做好貸款「三查」，減少貸款損失。

「財政、金融、就業、產業各方面的政策要結合起來進行幫扶，多種手段把企業扶持起來，這樣我們的經濟大循環就會更正常、更容易一些。」郭樹清說。

銀保監會將堅定不移地履行開放承諾，在確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繼續穩步提升銀行業保險業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改進完善監管方式方法，增強開放條件下金融管理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

資料：各銀行2020年半年度報告、中國銀保監會統計數據、人民日報、中國新聞網等

作者：南都全媒體 助理研究員何芸瑩 研究員管玉慧

㈩ 我國農村商業銀行2007年至2013年的不良貸款率分別是多少

2007=6.2%，2008=2.45%，2009=1.58%，2010=1.14%，2011=1%，2012=0.95%，2013=1%
辛苦調查資料，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