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用国际信贷
应该应用国际信贷来开展一些环保工程，生态环境整治工程。
Ⅱ 在"收入倍增"的问题上，国外有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也曾制定“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提出到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翻倍的目标。从此，日本进入黄金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该计划不但提前完成，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也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其中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到日本各地采访，无论是北海道还是九州，城市农村的面貌看不到明显差距，偏僻的山村也会有公路以及上下水设施，农田中到处可以看到整齐的混凝土灌溉水渠，完备的基础设施打破了都市与乡村的界线，农民成为“住在农村的市民”。
当地日本人往往认为自己属于“中间层”，心态平和，可以说，这些都是“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遗产。
周密计划落实“所得倍增”
在日本“倍增计划”诞生的前夜，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正在经历战败以来最激烈的转型。
当时，岸信介内阁因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各界反安保运动如火如荼，岸信介内阁风雨飘摇，于1960年7月黯然下台。时任通商产业大臣的池田勇人在随后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接替岸信介成为日本第59任总理大臣。
为转移对政府的严厉批评，收拢人心，池田勇人内阁于1960年12月27日通过一项长期经济计划“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起草方案的是经济学家下村治。
该计划提出，从1961年开始的10年时间，国民生产总值要倍增到26万亿日元（按照1958年价格）（100日元约合6.81元人民币）。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扩大就业解决失业问题，将增加出口获得外汇作为主要手段，使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大幅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另一个目的，则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修正地区和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小企业现代化并开发经济落后地区，实现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的均衡发展。
为了实现国民所得倍增，日本政府进行了周密计划。为了确保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1961年6月制定作为新农业基础的《农业基本法》，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投资完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积极确保所需要的投融资资金，并振兴沿岸渔业。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致力于实现中小企业的现代化。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率，修正企业间的差距，强力推进各种措施，特别确保实现中小企业现代化的资金。
为促进后进地区的开发，对于显著落后的地区（南九州、西九州、山阴、四国南部等地区），日本政府迅速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计划，促进资源开发。
此外，在税制、金融、公共投资补贴率等方面，采取特别措施，并研究采取立法手段，促进实现适合该地区情况的工业分散，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摆脱落后状态。
实现全民中产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作为经济政策取得了戏剧性成果。实质上，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倍增只用了约6年时间，国民人均收入则用了7年时间（1967年）就实现了倍增，经济增长率显示出惊人的纪录。通过所得倍增计划，日本培育出了中产阶级。
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前，大规模工程进一步加速。在实施所得倍增计划期间，还建设了一直到现在仍在支持日本经济的基础设施，比如黑部水库、爱知用水路、名神（名古屋至神户）和东名（东京至名古屋）高速公路、东海道新干线等。这些公共工程中的道路、港湾等，是日本向世界出口纤维和家电的基础。
而川崎制铁公司的千叶制铁所、三菱造船的长崎造船所等支撑了上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根基，使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中仅仅用23年时间就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随着工作的增加，国民工资不断上涨，称为“三大神器”的电视机、洗衣机、空调以及汽车等高级用品特别畅销，基本实现了“一亿总中流”（即全民中产）。
生于1953年的小原茂幸，生长在长野县群山环抱的驹根市农村，目前他是当地一家驾校总务部长。回忆起当年的“所得倍增计划”，他对于那时“家里越来越富裕”有着深刻的印象。小学时，家里还只有一辆自行车。
进入60年代，他父亲开始在当地的小公司工作，家里先是买了一辆摩托车，后来又买了一辆本田的轻型汽车，后来还相继添置了冰箱、电视和洗衣机，到70年代初还买了本田的运动型车。
由于长野县位于内陆，以前当地很难吃到新鲜的海鱼，只能吃咸鱼和鱼干，但是进入60年代，随着交通的发达和保鲜手段的出现，他家也吃到了鲜海鱼。
除了经济政策外，各种福利制度也在当时得以建立。1961年，日本实现了“全民皆保险”，所有国民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制度，1961年4月开始实施《国民年金法》，养老金也得到保障。
这主要得益于当时政府制定的收入分配机制（税制），让高收入者缴纳高额所得税，建立了金钱“从有钱人到贫民”的流动系统，从而充实了社会福利制度。
重点是农业和中小企业
华侨创办的中国通讯社营业部长姜德春指出，“所得倍增计划”的主要途径是靠出口贸易收入提高国民收入，重点则是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中小企业，以此提高就业率。当时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全民就业，实际结果也是如此。
当时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超出了政府的预期，各行业充满活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较充裕，得以对农业（主要是对农民）实施高额补贴，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维系日本农民收入水平的主要手段。
另外，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为日本创造了70％的工作岗位，是日本制造业，乃至日本经济的一大特色。日本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给予银行贷款及税费优惠，很少人为进行行政上的干扰和限制。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通过强有力的产业保护，从过度的自由竞争中保护小规模工商业和自营业者，例如统一制定米价，零售店、香烟店和酒店的许可证制度和距离限制（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开设其他同类店）。为了推动地方发展，规定将在大城市征收的税金转交给地方。
此外，日本还采取强有力的劳动力保护体系，如维持到退休的终身就业以及基于“年功序列”工资体制的“正式职员”等。
日中创职协会久永事务所代表泽田笃志认为，日本采取了一种违背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竞争的政策，这些措施缩小了日本社会地区和产业间的差距。“最重要的是，让国民拥有了‘1年后、10年后会更加富裕的希望’。”泽田笃志说。
经济良性循环
泽田笃志总结指出，所得倍增计划取得成功，有诸多因素。首当其冲，是当时日元汇率极低，1美元固定兑换360日元，日元低汇率促使日本大量出口，通过利润提高了工人的工资，而日本采用了终身雇用制这样的政策，从而相对遏制了工资的上升率，而以退休后的退休金来补偿，这种企业的工资体系遏制了成本。
同时，社会投资非常活跃，日本政府还采取产业优先的政策，使得企业能够利用获取的利润进一步扩大公司规模。
日本人的勤劳也功不可没。当时大批青年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在低廉的工资下长时间劳动。当时，约36至40平方米的称为“2DK”的小两居公寓大量建设，作为这些打工的年轻人的住宅，没有出现上世纪90年代那样因为投机土地而导致不动产价格大幅上升的情况。
日本人还喜欢储蓄，银行内有丰富的资金，通过银行的间接金融，使公司获得的资金。加上当时石油价格低廉，能够大量利用廉价石油发展重化学工业。这样，就形成了“投资产生投资”的景气循环。
不同于现在一些公共工程常被批评为毫无意义的浪费，在当时的日本，由于缺少资金，基础设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建设，各个项目的生产率受到严格审查，不允许浪费，并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优先顺序。
在所得倍增计划时代，当时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高达8％至11％，但是消费者物价在整个60年代年平均增长5.8％，相对很低。经济增长超过了通胀，国民切实感觉到生活变富裕了。
Ⅲ 信贷紧缩的中小企业贷款难
面对日渐突出的贷款难，更要注重自他积累，自他完善，量力而行，实现滚动式发展，不要盲目求大求全，要重点保障、重点突击。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范例。某市一家电化厂是一个规模不太大的中小企业，多年来负债率一直很低，企业的经营效益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这个厂的领导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厂的发展，不靠举债经营，靠的是自他积累，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一定的发展基金，用于企业的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使企业轻装上阵，没有包袱，经营成本低，产品竞争力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了稳步发展的活力，这是他们企业长期兴盛不衰的重要秘诀。”
中国各地从形式上都成立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有的城市就几十家担保公司。据调查，这些公司大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为担保公司，实为放贷公司，多数公司根本没有担保能力。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可利用应收账款来推动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深发展产品开发部总经理金晓龙认为，应收账款一般占中小企业50%－60%的资产规模，应收账款能够盘活，能够给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解决提供很好的途径。有些商业银行已经在上海采取了这种方式试行，收到了积极效果。专家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在全国大力推广。 在山东鲁西南乡镇调研，发现鲁西南雨城镇的12家民营企业自发组成的“民营企业促进会”，在解决多年困扰民营企业融资难、担保难的问题上发挥出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值得借鉴。入会的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资金实力和发展需求，出资20万元、50万元、100万元不等，作为发展基金；选择一家愿意合作的商业银行为依托，开立集中发展基金账户。根据促进会章程，全体会员按照出资数额，可以向协议银行申请最高至企业出资三倍的银行贷款。贷款实行会员信用联保，如果企业出现还贷危机，贷款银行可在发展基金账户中直接扣除贷款本息；如果贷款风险高于发展基金，还可以追诉企业会员的联保责任；联保会员无力还贷，还可以追诉贷款企业的抵押物品。通过建立这三道防线，有效地防止了贷款风险。该促进会成立几年来，累计融资数亿元，无一笔风险贷款，得到政府的肯定和银行的欢迎，会员企业普遍受益。可以说，促进会既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成长进步，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
2008年中国准备在深圳设立中小企业创业版，具备这一条件的中小企业不少，只是由于以前规模和条件的限制，中小企业无缘上市直接融资。这一状况在新的一年里将会得到改变，据最新信息披露，上半年就会在深圳设立中小企业创业版，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准备开展上市融资。在日前举行的“中小企业投融资论坛”上，一些专家也提出了建议：从长期看，要采取综合措施来解决中小企业的投融资问题，首先要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其次要发展地方的金融机构。产生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发达，特别是债券市场不发达，大企业的信贷需求旺盛，挤占了中小企业的份额。 企业资金问题说到底是市场问题。如果企业产品有一个好的市场，没有资金可以创造资金，赢得资金；相反，即使有充足的资金，产品市场不好，也会逐渐消耗殆尽。企业开拓市场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企业每推出一项新产品，都需要广泛深入的市场调查，具有前瞻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预见性，把握住产品的生死周期，开发出适应市场要求的新产品。再说，银行贷款投向的转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小企业只要信誉好，还款有保障，也会得到银行的大力支持。况且中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汇票等打好时间差、擦边球，搞活短期融资，以解决企业周转和急需资金时的矛盾。还有一些企业可以采取诸如吸收外资入股、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出售部分国有、集体资产等都能获得一定的融资。总之，中小企业面对货币紧缩的经济形势，只要积极灵活，采取一企一策，多管齐下，就能解决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走出中小企业自己的生存、发展、壮大之路。
Ⅳ 有朋友介绍让我做企业贷，我去做了，给我包装，给我弄了一个公司，我去了工商局，国税局，会不会骗人
企业贷必须纳税，必须开票，满两年，你名下刚注册的公司不管他通过黄牛帮你注册提前到多久，也不可能是有纳税1记录，做不了这个企业贷，这是骗你的！正规的中介机构会告诉你的，你那朋友就是坑你
Ⅳ 会展企业发展的国际经验有哪些值得我国借鉴
18世纪60年代起,以英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行了工业革命.为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商品市场,强占原料产地,倾销工业品,将亚、非、拉广大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备废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 1．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程度进一步加深.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造成中国长期贫困落后. 2．中国人民英勇抗争 两次鸦片战争中,爱国官兵和中国人民不断抗争,农民阶级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 3．中国新思想萌发 魏源、林则徐等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4．中国近代化起步 地主阶级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中国近代工业、科技、教育起步,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Ⅵ 外资企业贷款存在的风险和突出问题
国有银行这几年可以说是坐在了火炉上了，推行分配机制改革，实行竞争上岗，分配朝向中高层倾斜，由于用人不当，有才能的能干活的人不服气，于是大量的人员只好宣布内退，那些工龄不够的只好忍受低工资了，
由于打击了基层和一线员工，于是大家只好打起了皮球战，工作能推则推，态度能坏则坏，气没地方出全都发泻在工作上，新招的大学生一看不妙，工资少很多，老家伙懂也装不懂不肯授经，让没有经验的新人心里窝着活，干脆拍屁股走人，这下人手紧张了。
领导整天拉着个脸把上面受的气全部都发到下面来，一开会就是威吓员工，说什么不听话就让你下岗，不聘你让你拿生活费，还搞出什么迟到一分钟扣50元钱，而行务财务确从不公开讲仔细，由于分配过于悬殊，大家觉得完不成任务受损失是领导多，所以也心安理得不想完成任务，这等于降了工资，因为只发40％工资，其他到年底与任务挂钩，现在在岗得比不在岗的多拿的不多，于是领导又打起让内推的人回来上班，而内退的人振振有词：是你们赶我们走的，坚决不回来上班，你们养着我们吧！
就此，可以看出银行的改革不怎么成功，所以仍然要频频出事，中层领导不好当，什么都朝领导那里退，领导也气不顺，不要小看利益被剥夺的结果，不要以为给中层高工资就能留住人，不一定的，关键是没有用到众人都服的人或工资分配设计不合理，现在的国有银行员工整天都在给自己计件，发现完不成干脆就扯蛋还舒服点，对客户是能不好就不好，都巴不得快点倒闭走人了事！
发表于 @ 2005年07月26日 1:44 AM | 评论 (2)
2005年07月11日中行改革江苏样本调查：人事、机构之变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50707/dd/200507060047.asp
与省行相比，无锡分行有一项特别做法，即对中层以下80％的岗位实行双向选择，20％的岗位实行竞聘。郭锡钧解释道：“主要是考虑到必须保持人员和业务的相对稳定性，毕竟银行不同部门业务的替代性比较差。”在业务流程改革方面，无锡分行撤销了财会部、资金计划部、保卫部等部门，新建了计划财务部、运营部等新部门。
看上面的做法，呵呵。
发表于 @ 2005年07月11日 12:23 AM | 评论 (0)
2005年05月24日通货膨胀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人民币升值是当今最大的经济谎言
中新网4月24日电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春季号预测，2005年GDP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为8.9%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达84400亿元，占GDP份额的持续明显上升势头应引起高度重视；消费仍将保持稳定的增长；各种价格水平仍然呈上升趋势，通货膨胀压力不容忽视。
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以币值的不断下跌为征兆，此时要求币值“升值”，就如对一个茶饭不思、行将入木的病人，要求他多吃多喝“病”就会好起来一样，只能出现在天方夜谭的故事里。人家知道我们升不起来而要求我们升值，其目的是要我们承认人民币的贬值，从而调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政府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是非正常发展的结果，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因此经济状态并不稳定，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敢升值的内因！
个人认为，人民币已经在贬值，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大家只要看到这几年国家对几家银行的注入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发表于 @ 2005年05月24日 12:18 AM | 评论 (0)
2005年05月20日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几点认识(转贴）
裘真康（估计是化名，求真正的小康？）
国有银行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国金融业的安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此全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期望，国务院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经过两年的努力，两家试点银行的主要指标已接近国际发达银行的水平，具备了上市的基本条件，这是令人欣慰的。但上市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强练内功适应外部竞争的需要，恰恰在这一核心问题上，作为国有银行的从业人员还没有体会到更多的变化，经营思路和运作方式基本依旧，内容严重滞后于形式，所谓输不起的“脱胎换骨”的改革还没有触及到皮肉。长期以来制约银行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关于不良资产问题
为确保两家国有银行上市成功，2004年初国家不惜动用巨额外汇储备向中建、两行注资，加之两行用税前利润、自有资金的冲销，两行不良资产率2004年9月底分别下降为3.08%和5.46%，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人们在惊喜之余，新年刚过，媒体又报道了两家银行不良资产率反弹的消息，局外人都大惑不解，表示了深切的担心和忧虑，局内人倒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知道数字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目前，在上市的关键时期，从央行到银监局，从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到支行，层层要求不能出现大量的不良资产，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压缩不良资产的工作力度前所未有，但事与愿违，不良资产仍源源不断，喷薄欲出。本人认为，惯用的行政命令的手段压缩不良资产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学习大禹治水的策略，宜“疏”不宜“堵”，靠堵最终将泛滥成灾，应该从基础工作抓起，深刻反思机制方面的原因，很简单的道理，旧社会的私人钱庄和银行，老板即没有受过现代人的教育，也没有文凭，甚至目不识丁，仅凭感觉和印象，所经营的银行都很少出现过不良资产，股本由小到大，发展成为一个区域内很有影响的银行，难道现代的银行人还不如他们？关于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目前官方通行的说法是客观原因是主要的，银行自身经营方面的原因是次要的，仅占五分之一左右。如果这种估计成立的话，2003年前后银行所处的社会环境、信用环境没有明显的变化，为何此前此后来了个大起大落？如果说不良资产的下降是国有银行努力的结果，那么2003年以前银行也没有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本人认为对不良资产的分析应该区别两个不同时期，2000年以前的部分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切呆、坏帐在银行的集中体现。期间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经济过热，经历了几次清理“三角债”的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如果说这一部分主要是大环境造成的，银行自身的责任是次要的是谁都能理解的。2000年以后就不同了，此时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已经进行了10年的时间，整个社会的金融意识得到普遍的加强和提高，特别是各级政府强逼银行贷款的现象已从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银行经营所处的社会环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在过去客观原因是造成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今天的银行就不应该再有大量的不良资产出现，但事实并非如此，从以下数字就能说明问题：2000年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向不良资产公司剥离14000亿不良资产，之后官方公布的四大银行平均的不良资产率为6%，这个水平与国际上比较也在好银行之列，剩余的不良资产大约在5000亿左右，事过仅仅三年的时间截至2002年底，不包括四家银行用税前利润核销的部分，不良资产总数达20880亿，不良率达26.92%，这与2000年以前的部分基本相等。我们在总结了几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的前提下，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几十年的不良化过程，的确发人深思。如果单纯从银行自身经营方面找原因，可以归纳以下几方面：
1、首次剥离不良资产，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为后来不良资产的涌现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量不良资产的剥离，作为基层行来讲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经营状况迅速好转，各项经营指标一夜之间翻了好几番，按照现行银行内部的考核机制，单位可以得到更多的绩效工资，干部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名利双收，更受鼓舞的是不良资产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工作责任、案件线索也随着剥离而一笔勾销，不论是单位或个人都一身轻装地投入了新的战斗。这种机制从客观上讲，哪个行的不良资产多，剥离的就多，哪个行的干部和职工所得的实惠就越大，这对不良贷款多的单位和干部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奖励和鼓舞。相反也有一些基层支行或分行的领导干部，平时的工作作风就谨慎有余，不良资产本来就不是很多，加之对剥离的政策理解的不深，总以为银行的资产来之不易，这样一剥了之实在可惜，因此对一些有盘活希望的，能促进转化的，尽量采取保全的办法，没有及时剥离，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负责的态度，但恰恰是这种人，由于没有用足用活当时的剥离政策，历史包袱没有甩掉，经营状况改善的就比较缓慢，单位得不到绩效工资，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所谓奖勤罚懒的考核机制在资产剥离问题上来了一个根本的颠倒。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冷酷的现实使所有的银行人变得更聪明了，他们充分而又深刻地认识到：不良资产的剥离不仅是改善经营壮况的捷径，更是改善个人仕途命运的法宝，因此鼓足干劲期待第二次剥离，尽管当时说这是最后免费的“午餐”，但谁都不相信是最后一次，而是伸长脖子，饿着肚子等待免费的“晚餐”。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2002年央行相对放松了对不良资产的监控，各基层行瞄准良机，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良资产象火山爆发一样迅速上升到26.92%，其中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2004年以来银监局和央行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监控力度，不良资产又神不知鬼不觉的销声匿迹，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下降，来去匆匆，来的不明不白，去的无缘无故，局外人对此大惑不解是可以理解的。
2、银行内部的考核机制不自觉的助长了不良贷款的产生。
国有银行经营目标的内部考核95年以前主要是速度和规模，即存款的多少。95年之后开始考核效益，目前主要是考核存款、效益和风险三大指标，而且都是以一个自然年度为一个考核期间。作为基层行在一个工作年度内要完成上述三项指标，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贷款的投放，放一笔贷款即派生了存款，吸引了客户;又增加了效益;同时还冲减了不良贷款率;真可谓一石三鸟之效，虽然贷款也有风险，但它的风险是滞后的，在考核期无法体现，只要源源不断的增加贷款的投放，不仅完成了任务，维持了既定的发展速度，也掩盖了风险，稀释了不良贷款。既然贷款投放是完成任务的主要手段，不知为什么层层的考核从来没有把投放量作为基层行任务完成的备抵项目，因此客观上刺激了基层行的贷款需求，由于贷款总量受指标控制，就变着法儿增加银行承兑，使大量的承兑汇票变成了项目投资；固定资产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就给企业变成流动资金贷款，使大量的流贷进一步固化，增加了新的风险；公司类贷款手续繁琐，就增加个人贷款，由于上级行没有出台对个人贷款的管理办法，就自定办法报上级行认可，把对个人贷款的期限定为最长20年，如果有风险是20年之后的事情，贷款由此所产生的收益却使当代人受用不尽。在这种短期行为的机制约束下，在贷款欲望极度冲动的环境条件下要确保贷款的质量难乎亦难。
3、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对不良贷款的约束软弱无力。
2000年以来，银行为防止贷款风险，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首先是加强了信贷管理的工作机构，从原来的一个信贷管理部一拆为三，形成了信贷经营部、信贷审批部和风险管理部，还有一个凌驾于三部之上的信贷管理委员会；其次明确了三部一委的工作分工，设置了几道防火墙，经营部不能参加贷款的审批，审批部不能与企业见面，风险部负责动态的、随时的监控，当时称之为有干的、有看的、有说了算的；三是层层授权，总行和两级分行还有支行四级核算单位，四套信贷管理班子，分别都有内容不同、数额不等的审批权限，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真可谓铜墙铁壁，万无一失。但事过三年，无情的现实又是那么得令人失望和沮丧，究竟为什么？银行的规章制度从其本身来推敲是无懈可击的，但真正落到处的并不多，这是最大的悲哀，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只要人的思想出了轨，就没有不能逾越的政策障碍，银行贷款的投放更是如此，作为基层行的领导要想通过某笔贷款，从贷前调查论证开始就有直接或间接的授意，唯命是从的经办人员心领神会，不识时务，冒个人仕途命运于不顾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开会集体研究贷款之前就有定论，上会通过基本上是走过场。退一步说，即使领导人事先没有授意，会上的一个提示性发言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甚至一个眼神都能改变会议的研究结果。什么贷前调查、评估论证、集体研究、共同决策、相互制约、共担责任，在银行目前的体制下显得软弱无力。因此说2000年之后银行内部为强化贷款的管理增设了那么多部门，增加了几倍的人员，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实际效果与过去比较毫无二致，上级行良好的初衷没有落实，真正的贷款决策权依然掌握在几个人手中，同样一笔贷款，同样一个企业，要贷能说出若干原因，要不想贷，理由也能拉出一火车来，随意性更大，更无所顾忌，2000年以前贷款决策失误，责任非常明确:就是一个信贷部，一个行长，现在不同了，因为贷款是集体研究、共同决策的，若干部门和若干人员都有责任，最终的结果是，只要贷款程序符合规定，大家都没有责任。特别是由基层推荐报上级行或更上一级审批的项目，作为审批行远隔项目所在地，也只能从产业政策和项目布局等大的方面把关守口，通过一个项目，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否决一个项目，却受到下级行或企业的背后指责，又是不了解下情，又是不支持基层行的业务发展，罪名一大堆。基层在指责审批行的同时，痴志不变，再次将被否决的项目上报，理由更加充分，上级面对执着的热情，一般的项目反复几次均能通过。因此层层审批的运行机制对保证资产质量的实际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却不自觉地为基层承担了不良资产的审批责任，使基层更加有恃无恐。
综上所述，银行内部的用人机制、绩效评价机制、贷款决策机制是导致不良资产的重要原因，在这一方面如果没有大手术，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用现在的眼光看五年以前和五年之后看现在，不会有两样的结果。
二、关于股权的分置问题
股权变革是银行改制的核心，只有把股权变革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资本，才能把股权人与公司的利益有效的联系起来，目前银行现存的种种弊端就可能迎刃而解，这是银行再造的希望所在，也是大家的共识。2004年两家试点的国有独资银行分别成立了由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国有银行的股权发生了变化，为银行的上市打下了基础，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形式上的，长江电力、国家电网、宝钢集团，建银投资所持建设银行的股份没有一分钱的个人资本，无不带有国有的性质，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化。董事长作为一家之主，是企业的化身，都能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敢冒个人政治生命的风险，做有损本企业利益和声誉的事情，何况其他的员工能做到以行为家吗？这在古今中外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之中是不敢想象的，这从一个侧面反射了这种股份制改造的实际效果。这种参股形式在前几年的上市企业中屡见不鲜，效果都非常一般。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交通银行的历史，1908年交通银行成立时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解放后香港的交通银行在众多的金融企业当中也立有一席之地，1987年国家恢复交通银行时，其股本的构成就是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企业法人共同发起的，和目前建行、中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构成基本一样，没有任何的不同之处。结果如何呢？惨淡经营了不足20年的时间，不仅祖宗的机制没有继承，外资银行的经营方式没有学到手，国有银行的沉疴积弊倒体现于一身，反而更加国有银行化了。这是应该借鉴的教训。当然，目前国有银行的股本变革只是初步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上市实现股权的转让，最终实现个人资本化，在目前中国国情的条件下，不可能一步到位，这是国人都能理解的，因此试点银行从准备上市之初就积极的在海外寻找战略伙伴，一天也没有放松这方面的工作，但至今未果。作为中国的市场，对海外的财团或金融机构而言有巨大的诱惑力，为什么不敢轻举妄动，一直持观望的态度，这表明对我们目前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极大不信任。这也难怪，任何一种投资行为都是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形式有两种，一是取得某种控制权，二是通过参股分得红利，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两种愿望都很难实现，因为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控股地位不能动摇，上市仅仅是转让很少比例的股权，即使在董事会取得一席之地，其发言权也是微不足道；想分红利吗？一是从中国的上市企业看，按时分红的不多，二是有红如何分配也不是一两个董事决定的，面对股权投资随时都有被巨额不良资产所吞噬的危险，投资人止步不前，静观待变是就不难理解。因此，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设计师们思想还应该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路子再多一点。股权转让的比例应该进一步提高，甚至放弃对国有银行的控股地位也不可怕，只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可能缩短了十万八千里，纵观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史，外国人从中国大地上得到利益的同时，中国人得到了更大的利益，入世之初，不少人担心我们的民族工业会受到灾难性的打击而一蹶不振，用现在的眼光看是没有必要的。金融业关系到国计民生，金融开放是整个经济开发的高级形式，不论是外国独资，控股和参股企业，在中国的大地上均受国际惯例和政府金融当局的监管，倘不至于危及到内资企业的生存，更不至于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回顾十几年来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当企业还能够维护正常经营，或者说还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的时候，作为企业的主管部门，乃至当地政府都不同意企业改制，不同意变更企业的所有制关系，相反，当一个企业连年亏损，职工工资不能及时兑现，债台高筑，伤痕累累的时候，就督促尽快改制以卸包袱，了了草草处置了事，就象一个人一样，与其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把他随意处理掉，倒还不如在他健康的时候给他找个婆家。
三、关于队伍建设和薪酬待遇问题。
国有银行有一支庞大的干部职工队伍，中、建两行目前的总人数大约有50万之众，实际上可能还要多一些，因为临时用工本来就是一个说不清的数字，这与国际发达银行比较的确是可怕的。美国花旗银行全球计算只有48000人，是建设银行的六分之一，所经办的资产总量却是建设银行的8倍之多，人均资产占有总量是建行的几十倍。因此减人增效与国际接轨成为银行股份制改造的首要任务。本人认为国有银行部门林立、人浮于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仅党、政、工、团、纪检、监察、宣传、后勤这些部门的人员可能和外资银行的总人数就差不多，借股份制改造之机在队伍建设方面来一个‘消肿瘦身’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做简单的数字对比，外资银行具有适应其生存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有着雄厚的管理手段和基础，即使在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之间也能找出工作效率相差几十倍的事例，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广州和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人均占有的金融总量也可能相差几十倍，但不能说西部的银行从业人员工作效率低，任务没有饱和，需要按先进地区的标准减人瘦身。国有银行的人员精简，是最难也是最令人头疼的，是一项耐心细致的工作，如果是为了提高队伍的素质，应该是优胜劣汰，由于自古以来没有一套比较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人员的精简也只能是用最原始、最省事、最间单的办法，来个“一刀切”，要么按一定年龄，要么按一定工龄，只要在范围的，什么学历高低、业绩优劣、贡献大小一律下岗回家静养。中行、工行精减了大量的员工，建设银行2003年人事与激励约束机制改革，1100名高级管理人员下课大概都是如此。作为离岗队伍，年纪一般在40到50之间，就其文化水平而论比更年轻一些的人要低，这是都承认的事实，但从工作经验，客户资源等实际工作效果来分析，应该不比更年轻一点的人差多少，从对国有银行的贡献方面讲可能还要大一些，古今中外在这个年龄段成就事业的并不乏其人。"一刀切"的减人举措仅仅起到了减人的目的，丝毫没有触及国有银行人浮于事的组织体系，更没有使队伍得到优化，相反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离岗人员，在地方政府公务员系列当中还是年轻的中坚力量，在银行的队伍中倒成了古稀老人，他们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国有银行，一生对事业的执着，忠诚和热情倾刻之间被击的粉碎，昨天还是国有银行的高级管理人才，改革的指挥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银行的包袱，成了清理的对象。他们从每月30元钱的月薪起步，到离岗之日总共得到的薪水相当于目前在岗两年多的工资，把他们离岗让贤的“豪举”无论说的怎么高尚而光荣，意义如何重大而深远，他们都有一种被愚弄的苦涩，难以接受这严酷的现实。当然，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在前进的号角声中没有更多的必要去回味他们的感受，但是我们必须重视后人的思想脉搏和精神状态，一支队伍的战斗力取决于思想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外资企业的职工与企业的依存关系非同一般，家园意识异常的浓厚，这是我们最有必要接轨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银行上市，员工下市的人事改革，社会上普遍存在的“59岁现象”在金融系统突然提前了20年，不到四十岁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大有日落西山、朝不虑夕的感觉，那些以往兢兢业业为银行事业的发展而忘我工作的人变得让众人难以理解和认同，严酷的现实使这些人的思想也开始觉悟，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机会和突破口，大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味道，得到这样一种效果，应该不是改革的初衷，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中国银行的哈尔滨分行一个不足10人的分理处主任一夜之间能够把十几亿存款化为乌有，不是没有时代背景。我们用7万元可以买断一个与银行有几十年劳动关系的员工，10亿巨款能够买得多少人与银行脱离关系？我们用三年时间创造上万亿不良资产，拿这些钱按这个标准买断的可能更多。上述案例按照银行内部的操作规章，只要有一个岗位尽职守则，恐怕都难以得逞，说明整个队伍的思想涣散到了何种地步，他不过是一个分理处主任，如果是一个行长，一定能够作出更加惊天动地的“壮举”来，因此说，人事改革在注重社会稳定的同时更应该注重队伍的思想稳定，这是提高整个队伍战斗力的关键所在。
薪酬制度的改革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另一项主要内容。2003年以前银行内部的分配机制基本是平均的，原来意义上的处级干部与一般职工相差无几。之后随着职务名称的变化，行长改为高级经理，科长成为部门经理，一夜之间工资拉开了档次，高级经理和一般职工的绩效工资相差近10倍之巨，本人不主张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但差距如此之大也令人瞠目结舌，超过了一般人的心理预期。国有银行历史上诸多内容的改革都没有像这次薪酬改革的如此迅速，又如此的悄无声息，这可能是领导层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了高度空前的一致吧？改革的理由是与外资银行接轨，因为外资银行的高管待遇特别高，我们如果不紧随其后，我们的人才就被外资银行拉跑了，这是支撑薪酬改革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从目前中等城市来看，还没有看到外资银行的影子，即使在几年之内外资银行到底需要我们多少高管人员，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前几年国内一些股份制银行的成立之初从国有银行拉走了一些高管人员，然而国有银行的高管队伍还没有出现人才的青黄不接，而是人才济济，英雄倍出，因此说：哪种担心外资银行进入，国有银行就会出现人去楼空的局面实在有些“杞人忧天"。再从我们银行高管队伍来分析，真正能让外资银行垂涎欲滴的并不是很多，以此为依据支撑薪酬体制的改革倒真有些牵强附会。我们在分析国有银行干部队伍素质的时候不能犯忽左忽右的错误，说他素质高，纵然给他10倍的薪金也有被外资银行随时随地枪走的危险；说他素质低就处处不适应，在目前的岗位上也是滥竽充数，一文不值，随时随地都是淘汰的对象，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诚然，外资银行的高管人员工资的确很高，但是国外金融企业与其它行业的差距可能比我们要小，这里除了有一个外部环境的衬托之外，更重要的是外资银行有巨大的效益做支撑。虽然这几年国有银行的利润也比较可观，但它与外资银行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在利率没有真正的市场化之前，银行的利润带有某种垄断的性质，因为央行规定的存、贷款利差与国际平均水平比较能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和外资银行不能比较的；二是银行不良贷款的损失没有从利润中扣除，潜在的风险损失没有计算，如果把这一部分计算在内，国有银行不仅没有利润可言，甚至有巨大的亏空，再说从不良贷款形成的内部原因分析，它与绝大多数员工的工作责任没有直接关系，责任集中体现在领导层，因此说，国有银行的效益不应该是增加管理层薪酬的原因，更不应该是拉开工资差距的理由。目前国有银行绩效工资的分配实际上是借绩效之名兑现职务工资，不仅没有和经营业绩有丝毫的联系，而且使干部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激化，一位基层的高管干部在做员工的思想工作时，曾一语道破天机：“你不要认为待遇低，我从社会上聘一名临时工还用不了这些钱”。可见高管人员的素质具备强烈的市场化意识，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想，从社会上聘一名高管需要多少钱？遗憾的是把员工推向了市场，自己却留在了垄断的“襁褓”之中。国有银行的改制上市说到底是一种高度的市场化行为，银行的薪酬机制改革更应该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来确定每个岗位和员工的价值，这才是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知是不是.
Ⅶ 企业贷款对于企业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非常赞成你的看法，这就是这个意义的呀，企业当然就是通过贷款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否则的话，谁还去贷款呢？但是银行让别人存钱放在这里，他要给别人发利息的，他就是要把钱贷款给企业，然后从企业这里赚取一些利息啊！否则，银行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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